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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木桥看世界
编辑/
木桥看世界
前言
宣武帝时期，崔鸿撰了一本《十六国春秋》，上面写着：
“自晋永宁之后，各地虽然都是军事势力，但都是以自己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所以，能够建立起邦命氏的，有十有六个。”
本文从在晋惠帝永宁（301-302）之后，崔鸿把
“建邦命氏”
展开剩余93%的人称作“战国”。这个史学认知，与他在太和十四年（490）定五德行例时，叔父崔光所持的看法，以及孝文帝认为十六国是“僭伪”的正统观点，都是一致的。
但是，从十六国建国的规定和称谓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传统的传承和等级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太和十四年，五德行次确定时，尚书高闾提出“赵、燕、秦三国为中原正道”，并提出“秦、赵及燕三国，皆号赤县，一统天下，以天地为尊，以法为尊，以法为纲”。
在高闾的心目中，赵、燕、秦是区别于其它各诸侯国的“正号”。“正号”指的是“世界”这个称谓，它是对传统称谓的承袭。
十六国的政治历史，在探讨十六国是一个多民族或多个国家的共同特征的同时，也要探讨十六国之间的继承性和统治关系。
谷川道男在《五胡列国》中提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分别是：南匈奴列国（赵）、慕容列国（燕）和前秦列国。川本芳昭和罗新以“正统”理论为基础，考察了十六国时期的“法律”继承问题。新近有研究以“认同”说为依据，阐释了十六国时期的政治传承。
介于赵燕与秦之间，以刘曜的“赵”字为起点，既开创了与东晋不同的法制体系，也得到了凉州张氏及其他一些旧的西晋官员和氐族苻氏与羌族姚氏的认可。
很显然，这个“赵”字在十六国时期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刘曜的“赵”字与他所处的关中国家地位是矛盾的，因此，在此背景下，我们将结合刘曜当时的实际情况，探讨“赵”字国名的政治考虑及其对国家权力结构的影响。
汉，赵两国演变中的“母子传号”与“正统”叙述
刘渊在晋怀帝永兴二年（304）登基为汉王，在永嘉二年（308）登基为帝。其后代刘聪，刘粲沿以“汉皇帝”之名，刘粲年名也以“汉昌”之名，刘灿以“汉寿”之名而被称为“汉寿”。靳准在太兴元年（318）发动叛乱后，将自己的封号改成了“大王”，并以“汉大王”自称。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汉”这个国号，已经成了平阳王朝是否合法的一个主要标志。蒋福亚说，“汉”旗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刘渊起军需要汉人的拥护，所以他借着“汉”旗的机会，将匈奴人和反对金朝的汉人势力联合在一起。
在雷家骥看来，平阳王朝对“汉”旗的确凿证据主要来自于“血缘说”、“汉中衰落复兴说”和“器物说”三个方面。
罗新把这种建立“汉”国制度的正当化途径，归纳为“依傍汉室”。而在“东市之战”之中，刘氏一脉的所有人都被处死”，而没有继承靳准资格的刘渊族人刘曜，则是得到了一个“即皇帝位”的机会，被从平阳之中逃脱的呼延晏，以及太傅朱纪，范隆等人所赐的“上尊号”。
刘曜“以太祖亮祖为景帝，以太祖广为献帝，以祖防懿为帝，以宣成为帝”，建立了与刘聪、刘渊等人的统治体系，然后“徙都长安”。
从刘曜建立帝国体系，设立都城等一系列行动，可以看出长安政府与平阳政府是有区别的一个新政府。但是，站在平阳这个“汉”王朝的角度上，我们可以发现长安王朝的统治并不具有足够的正当性。
刘曜走的这条路，就是要摆脱“汉”字的束缚，建立新的理论，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拆除宗庙，改国号”。
“宗庙”和“国家”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它们的改变标志着国家政治制度本质的改变。在罗新看来，刘曜作为胡族后裔，自立为皇帝，并将他的统治融入了华夏的史册之中，是十六国时期最早的一位皇帝。
刘曜肯定了周汉以外的华夏以“北夷”为立足点的史实，对于十六国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建设，是一种开拓性的探索。几十年过去了，赫连蓬勃自称是刘渊的嫡系，右贤王去卑的后人。
“你是夏后氏的后裔，你是大夏的统治者。”
赫连勃勃也是根据《史记》，将自己的国家命名为“大夏”。赵翼在他的《廿二史札记》中，“伪帝有文采”一栏中，也提到了赫连蓬勃的名字，描述了赫连蓬勃背诵答刘裕书的情形，但却没有记载赫连蓬勃的学问，显然是没有资格被称为“文采斐然”的。
赫连勃勃关于“夏后氏是匈奴人”的史学知识，很有可能是来自于部落的知识，而刘曜对部落知识的解释，也是部落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部屠各和司马颙之间，不仅是八王之争的盟友，还有地理上的关系。司马颙是司马瑰的儿子，是太原烈王世子，咸宁二年归隐为太原郡主，三年归隐河间郡，其叔马辅徙为太原郡。
司马颙和他的家人在太原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有名无实的君主。刘渊著籍新乡县，太原与新乡县相邻.刘渊曾经说过：“王浑和李憙，都是以乡音闻名，常与人交谈。”
从王浑是太原人，李憙是上党人这一点可以看出，“乡曲”一词在唐代是可以扩展到州的。刘渊和刘聪与并州名人的交情，在《晋书》中的《刘聪载记》中，有大量的记录。
例如：“刘渊”，“太原人”王昶嘉其孝道，“上党人”崔游授其学问，“太原人”王浑虚结为好友，“太原人”王济和“上党人”李憙荐其为军师。
尽管一些学者将此视为一种编年史的“格式叙事”，但是它所揭示的史实却是不容置疑的。
五部屠各首领与太原世家交好，通过洛阳官府传递消息，这样的地域性可能会让他们更加接近司马颙一家，成为“乡曲”。
另外，司马颖也先后在邺城长时间驻守。元康九年（291-299)，司马诩迁往河间，任北中郎将军，掌管邺城。
其后，司马颖继任司马颙为平北侯（后转镇北侯），为镇南侯（北侯）。八王之乱期间，司马颖以邺城为基地，与司马颙共同组成河北与关中交界的局面，对洛阳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刘曜在重建五部屠夫时的传说故事构建
刘曜虽将“母子传号”作为汉、赵易代的操作方式，并为此构建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叙述方式。
但刘曜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他必须舍弃平阳，舍弃五个部落，迁都长安，汉与赵嬗代，就意味着五个部落之间的势力格局要重新划分。
这种重建不仅体现在权利层次上，而且体现在地理空间上。《晋书·地理志》中“新兴郡”一章记载：“刘曜徙长安，平阳之东，为石勒国所辖。”定都朔方，并设朔州。自从慧光年间，离石县就被废弃，由他来管理永石郡，并设立了一个新的武乡郡。”
刘曜舍弃平阳，一方面是因为石勒那边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刘曜在平阳那边的地位。
刘曜在刘渊的时候，也被授予了军队统帅的权力，不过他的军队大多都是作为后备力量来支援的。
无论是《十六国春秋·前赵录》还是《晋书·刘元海载记》，都没有提到刘渊的亲信，刘曜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过，后来关于刘聪登上皇位的案子，也没有提到过刘曜。
很显然，刘曜还没有成为刘渊和刘聪的政治核心。刘曜总的一个派系，是永嘉四到五年，他在梁、陈、汝、颖四国之间，攻下了一百多座城池。
刘渊时期，汉朝主要以洛阳为主，而河北又是石勒的“战场”。刘聪登基之后，"派粲和镇东王弥、龙骧刘耀等人率领四万大军，直逼洛川，然后离开了这里"。
这还是第一次，五部屠人在洛阳之东开战。关于刘粲在洛川开战以后向东的行动，目前的资料中还缺少相关的记录。刘粲是刘聪的得力干将，想来是刘聪带着他去了东方，想要扩大自己的势力，然后又回到了西方。五大军团的真正指挥官，是刘曜，也就是龙吟大将军。
龙骧将军在刘聪的号角中，排名垫底。
刘曜所率兵虽然隶属于汉朝，但是在四万大军之中，却是不多的，真正的主力还是青州王弥所率兵。
在梁，陈，汝，颖四地，刘曜常和王弥联军作战。
这也说明了他们的实力并不强。在围攻洛阳，俘虏晋国皇帝时，呼延晏统领麾下的“禁军两万七千人”，被任命为使节、先锋大统领、而刘曜则被任命为随从，随行的还有石勒和王弥。
依照刘聪所定的“胡胡分治”之法，五部屠分别由司隶和内史掌管，六夷分别由大单于和单于辅佐，由都尉掌管。
“禁兵”指的就是平阳城中的官员和御史们的军队。刘曜现在的官职是“单于的左膀右臂”，按照刘聪的说法，他是“单于的左膀右臂，每一位都统帅着一支六人小队”。刘曜征东的军队，应该就是这支军队的一支。
虽然刘曜在平阳城中并不是“禁兵”的负责人，但是靳准在平阳城中被屠杀的世家子弟杀死后，刘曜还是被五个世家子弟收服了。
靳明“领平阳士女将一万五归于曜国”。而“平阳士女”则是由五个部落组成的的人虽然比屠各多得多，但刘乂之事和金准之事，却让羌、金、汉三大部落死伤惨重。
刘曜弃了汉朝的中心地带，五部屠就变成了流浪民族。
刘曜一方需要倚仗五个人，这些部落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同时也要彰显自己的权力。
与刘渊和刘聪相比，刘曜有着明显的个性特征。刘渊，刘聪，刘曜皆是洛阳的常客，刘渊是王浑，王济，李熹等人推荐的，刘聪则是王浑，乐广，张华等人推荐的，刘曜则是“少年时，游荡洛阳，罪该处死，流落朝鲜，得大赦而回”。
刘曜称赵王后，“燕国众将聚于东堂，言及其一生，皆以泪洗面”，并下旨嘉许曹恂等人。
从这一点来看，这段被放逐的日子，对刘曜来说，是何等的珍贵。曹恂是刘曜乡人，也是刘曜的同僚，是他的追随者。
刘聪晚年，曹恂在担任中书令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劝说皇帝纳中常侍王妃沈养女的活动，他和中书令王坚、崔懿之，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死去的。除了曹恂是他的嫡系，另外三位都与他没有太多关系。
崔岳是刘曜出逃时担任朝鲜郡守的，他把接纳刘曜与赵岐在汉末北海所做的“大义”相提并论。孙宾硕曾因太监而遭人陷害。
朝鲜县是乐浪郡的郡属县，其汉族以燕，齐，赵三国的迁徙者为主。王忠在幽州应该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才能把刘曜派到朝鲜。
崔岳和王忠早在刘曜颁布圣旨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圣旨上说，王忠为晋阳郡主，但是前赵对晋阳郡主的掌控力并不强，所以晋阳郡主的位置应该是一个封号。
刘绥是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所以刘曜破例提拔了他。刘曜登基之时，还只是六品的御史，后来被提拔为御史，又被提拔为国师。
结尾部分
对刘曜来说，二十岁那年被流放到朝鲜的那段时间，让他和“五部屠各”有了很大的区别。
刘曜与东堂燕朝堂上的官员们说起自己的经历时，都是热泪盈眶，并下令嘉赏，目的就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传说，
以此作为自己的文化资本，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其他阶层之上。
.参考文献
1.《忠义·刘沈传》
2.《西晋八王僚佐幕职里贯辑考》
3.《北大史学》
4.《孝愍帝纪》
发布于：天津市